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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9月8日,毛泽东去世前一天,中央政治局委员排队到其病榻前,同他告别。毛泽东此时意识还清醒。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,他双目微睁,动了动手臂,但叶剑英并没有察觉。叶剑英走到病房门口时,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。工作人员立即招呼叶剑英返回,毛泽东注视着他,嘴唇微微张动,欲语不能,只好用一只手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。这个并不寻常的举动,让叶剑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。

叶剑英:


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回去呢?

一定要交待什么事情。

在毛泽东眼中,叶剑英有勇有谋,正如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一样,“诸葛一生唯谨慎、吕端大事不糊涂”,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可以担当大任。叶剑英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,长期协助周恩来,与张学良打交道,与国民党打交道,与民主人士打交道,犹如共产党的使者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人们都习惯的称他“叶参座”。

叶剑英


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4月28日是叶剑英诞辰120周年的日子。叶剑英的一生,可谓是金戈铁马、波澜壮阔。

从5月1日起,

《凤凰大视野》将用5天的时间

带您回顾他传奇人生的动人往事

“敌军”变“友军”


1936年,奉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蒋介石,不仅消极抗日,而且把张学良的东北军、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派到陕北围剿红军。他的算盘是想一箭三雕,让两方三军互相残杀,互相消耗。

1936年7月,毛泽东点将叶剑英,让他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,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,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。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,红军与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很快由“敌军”变成“友军”,不仅互不侵犯,而且互通情报,互相帮助。叶剑英此行的目的就是同张学良、杨虎城共商抗日大计。在西安安顿好以后,叶剑英立即安排与张学良的见面。叶、张的第一次见面,让二人互生敬佩。叶剑英向张学良提出,希望他能给红军借一点经费。

西北大学教授 李云峰:

张学良可以说是没有犹豫。张学良说三十万的话,我现在马上给你五万,那二十五万在上海去解决。咱这手头有这五万先给你。


来不及拦住的张学良

1936年10月20日,叶剑英再次见到张学良,二人一起对蒋介石的策略进行分析,张学良当时估计,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先打后和,企图给中共红军以打击。张学良告诉叶剑英,蒋介石不久将到陕西督战。叶剑英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,使中共中央提前做到心中有数,做出应对方案。两天后,蒋介石抵达西安,逼迫张学良、杨虎城继续“剿共”,当张、杨二人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、建立抗日名族统一战线、共同抗日的主张时,蒋介石勃然大怒,说:“在杀尽红军、抓尽共匪之前,决不谈抗日的事。”

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与杨虎城


12月,为了督促西北军、东北军“剿共”,蒋介石与张学良一同来到西安,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亲自震慑军队抗日情绪。蒋介石来西安后,张学良和杨虎城拒绝“剿共”,并多次苦谏未果。12月12日清晨张、杨采取军事行动,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,同时拘禁了陪同蒋介石来陕“督战”的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,史称西安事变。12月25日,张学良释放蒋介石,并亲自护送他乘飞机回南京。十分了解蒋介石个性的叶剑英,对张学良的意气而为的行动已来不及劝阻。

叶剑英:

张学良刚一出门,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:副司令走了,送蒋先生回洛阳。我们说,不行,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!待他坐汽车到机场,飞机已升空了。


红军成为了国民革命军

西安事变后,叶剑英配合周恩来一起继续参与了与国民党在西安和南京的谈判。中共红军改编抗日的问题,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,终于在1937年8月13日,有了突破。就在周、朱、叶给中共中央发送电报的同一天,日军进攻上海,淞沪抗战爆发。

淞沪战争


1937年8月22日,国民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。两天后,中共中央军委也发布了改编命令。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,彭德怀任副总指挥,叶剑英任参谋长,左权任副参谋长,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,邓小平任副主任。八路军辖第一一五、第一二○、第一二九三个师,林彪、贺龙、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师长。9月,八路军部队先后自韩城等地渡河,开赴抗日前线杀敌。

西北大学教授 李云峰:

八路军改编的时候,那服装得换,帽徽还是国民党那个党徽。所以帽子你知道那个是摘掉红星。最后任弼时,朱德什么他们都在那做报告,都解释这个事情,说我们这个现在换服装,改编,就是为了打日本,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。我们军队的性质,并没有变,我们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个性质,根本的目标,并没有变。

南京已决定朱德、彭德怀为八路军正、副总指挥,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。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,先行东进。

—8月18日 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

为国民党培养游击干部

1938年底,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,蒋介石也认识到游击战的威力。为了增加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打击力量,所以他就提出请共产党办一个训练班,专门训练一批游击干部。周恩来、叶剑英跟毛泽东报告后,毛泽东说,“去吧,讲我们的一番道理”。

中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剑英,由他领衔中共代表团并出任训练班的副教育长。1939年2月,叶剑英在南岳又见到了黄埔军校曾经共事过的同事和学生们,而这一次叶剑英代表中共,带领着一群从游击战走出来的中共教官来到南岳。开班之前,许多共产党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培训国民党的军官。

《抗战中的南岳》作者 曾瀛洲:

有些人提出问题,如果我们班教的这个本事都教给了国民党的将士,那么国民党打我们他就用我们的方法打我们了,那我们就吃了亏了。对此叶剑英反复讲了,现在是国难当头,抗战救国就是全国人民的志愿,如果两党合作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密切的时期,我们要真诚的帮助国民党的将士提高对游击战的战略心理认识,学会使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。


发动和尚道士抗日

1939年4月,周恩来和叶剑英一道在游干班接见了佛教界人士,周恩来为其题写“上马杀贼,下马学佛”以示励志。 叶剑英也向当时即将成立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提议,将‘教’字改为‘道’字,‘国’字改为‘难’字,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。就这样,“南岳佛道救难协会”于1939年5月7日在祝圣寺成立,当天叶剑英受邀参加并作讲演,题目是《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》。

《抗战中的南岳》作者 曾瀛洲:


所以叶剑英不愧是做统战工作的专家,有针对性结合佛的教义就提出来, 佛的教义是什么。他就说,你和尚要成佛,你要度尽众生,不能以你自己个人度尽成了佛就行了,而且还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。你看地狱这个苦地方谁愿意去,佛他就去,我不去谁去,重点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,炎黄子孙遭受日本鬼子欺辱杀戮,我们普度众生不能坐在禅房里面,我们的道场在人间、在工厂、在农村、在街头,因此这个提出来以后和尚们很受鼓舞、很受教育。

舌战群儒大获全胜

1939年以来,日军在看到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目标无法实现,于是改变了策略,试图用诱降的方式,拉拢蒋介石。这时的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,开始表示担心。于是,国民党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,制定了“融共”“限共”“防共”的方针。国民党从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,并陆续制造了针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攻击和枪杀事件。1940年3月,蒋介石以检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为名,召开了一次全国参谋长军事会议,叶剑英受邀参加。平江惨案发生后,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加剧,并把责任归咎为八路军“游而不击”、破坏抗战。

叶剑英当时对军事组参谋雷英夫说:“知道吗,八路军又要打恶仗了。”雷英夫不解其意。叶剑英解释说:“蒋介石的一百多名参谋长进攻八路军的一个参谋长,这个仗还不算恶仗?也算蒋委员长看得起我了。”

经过几天的会议和准备,叶剑英在发言时摆事实讲道理,驳斥了八路军“游而不击”的指责,并指出国民党军在多地攻击八路军的事实。会议上的许多爱国军官纷纷起来为叶剑英鼓掌,蒋介石此时脸色发青。

重庆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刘英:

叶参座就是参谋长会议大获全胜以后,回到周公馆,同志们非常欢呼雀跃,都认为我们八路军叶参座打了一个胜仗,打了一场恶仗。当时董必武就赋诗一首,他说古有诸葛空明只身赴东吴,舌战群儒。今有叶剑公出席参谋长会议,也是舌战群儒,英雄本色,异曲同工。这件事情传到了延安,毛主席也大加表扬,说叶剑英这次又立了一个大功。



与国民党和美国谈判争地盘

抗战胜利后,国共双方开始了新一轮较量,各自的军队都在抢着接收日军投降后的地区。1945年10月,蒋介石为了争取将国民党部队向华北、华东、东北等地运兵的时间,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,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,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,两党也签订了停战协定,决定由美国人做调停人,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。叶剑英又一次在周恩来领导下,担任中共在北平军调部的领导人,时隔四年,叶剑英又回到国统区的谈判桌上,这次的对手,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军统局长郑介民,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“中国通” 饶伯森,但这次他比以往有了更多筹码。在内蒙古集宁的争夺中,他等到中共将这座战略城市夺回才答应国民党的停火要求,从谈判桌上争取了主动。

叶剑英传记组组长 丁家琪:


就是为了争地盘。当然我们也有些地盘也有损失的,有些地方就是说我们占的地盘被国民党占去,这种情况也有。全国战场都是,这个地方打得一塌糊涂,这边就来回地谈,就是你停我停,是你占了还是我占了,就是争这个东西。最后弄好,如果是咱们达成协议以后,以军调部发布军调部命令的形式发过去,当地双方的指挥官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如果说符合条件,停就停了。



当时的北平是国统区,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内外,到处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,在叶公馆随父亲一起居住的叶向真,也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,她看到父亲和同事们一开会时,就到洗手间把所有水龙头都打开,以防偷听,而且她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。

叶剑英女儿 叶向真:


我那时候是五六岁吧,那个时候那个秘书警卫员给我一个任务,就是抢电话,就是说一到电话响的时候,那些所谓的服务员,茶房,他们都想抢这个电话先听,看是谁来的,因为他们做的就是这份工作,就是特务嘛。你也不能把这个事情挑明了说,是吧?



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推手

1978年12月底的一天,已经81岁的叶剑英,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,老帅眼中的这次会议意义不亚于当年粉碎四人帮,它将为中国人实现统一的理想奠定新的基础。1979年1月1日,《告台湾人民同胞书》发表,并提出了结束两岸军事对峙、开放“两岸三通”、扩大两岸交流等方针。随后,1981年9月30日,叶剑英又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方针,建议国共两党进行对等的谈判,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。

马文瑞儿子 马晓文:

当时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正好叶帅发表“叶九条”,我们的任务就是两岸空中直航,那么两岸到2008年12月的时候基本上台湾海峡双向直接全面空中通航实现了,这是我一辈子做的最主要的一件工作,也是我以为引以为傲的。这个我们认为就是说,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征程,就是国家统一了, 通航开始的时候就是国家统一之日。


许多人在读完《叶剑英传》后,都会记住毛泽东对他的一句著名的评价:“诸葛一生唯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”,或者是周恩来对他的评价: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”,无论是吕端或者是诚臣,说的都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能挽救大局的一种勇者和智者风范,很少人能从他统战的经历,去思考他在谈判场上纵横捭阖、斗智斗勇的儒将角色,他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我们今天谈论国家统一的基础,也许年仅18岁的叶剑英心中,早已有了这超越时代的使命感:“放眼高歌气吐虹,也曾拔剑角群雄。我来无限兴亡感,慰祝苍生乐大同” 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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